范蠡（生卒年不详），字少伯，又名鸱夷子皮或陶朱公，早年居楚时，尚未出仕，人称范伯。以经商致富，广为世人所知，后代许多生意人皆供奉他的塑像，称之财神。
春秋楚国宛地三户邑（今河南南阳淅川县大石桥乡至寺湾镇间）人，是历史上早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他出身贫寒，但聪敏睿智、胸藏韬略，年轻时，就学富五车，上晓天文、下识地理，满腹经纶，文韬武略，无所不精。然纵有圣人之资，在当时贵胄专权、政治紊乱的楚国，范蠡却不为世人所识。范蠡之著作今已散佚，计有《兵法》及《养鱼经》二书，于《文选》中可略见该二书之引句。晋人蔡谟之后因认为“计然”为范蠡著作之书篇名，因此相传有《计然》一书散佚，汉唐、三国等史料多以计然(计倪)为人名，清朝以前多数著述也多半认为计然为范蠡之师，《陶朱公生意经》则是根据陶朱公的经商思想加工整理而成，又称《陶朱公商经》、《陶朱公商训》或《陶朱公经商十八则》并非范蠡著作，《范子计然》出自唐马总的《意林》一书，作者也非范蠡。
周景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吴国和越国发生槜李之战（今浙江嘉兴），吴王阖闾阵亡，因此两国结怨，连年战乱不休，周景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阖闾之子夫差为报父仇与越国在夫椒（今江苏太湖中洞庭山）决战，范蠡反对越王勾践先行出兵，勾践不纳，遂大败，仅剩5000兵卒，被围会稽山。范蠡劝勾践暂时投降吴国，勾践许之。[1]
范蠡认为在有功于越王之下，难以久居，“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深知勾践其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难与同安乐，遂与西施一起泛舟齐国[2]，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垦荒耕作，兼营副业并经商，没有几年，就积累了数千万家产。他仗义疏财，施善乡梓，范蠡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
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乃中国道德经商——商人之鼻祖。史学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范蠡的军事宗旨：强则戒骄逸，处安有备；弱则暗图强，待机而动；用兵善乘虚蹈隙，出奇制胜。为后世称道并沿用。范蠡著名的经济思想：“劝农桑，务积谷”、“农末兼营”、“务完物、无息币”、“平粜各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等至今对现代的经济建设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范蠡，字少伯，春秋末期楚宛三户（今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人，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后人尊称“商圣”，是中国道商之鼻祖。越国著名谋臣，与文种一起俱为勾践股肱大臣，最终灭吴兴越。因为意识到勾践只可同患难，不可共富贵，毅然弃越奔齐，三聚三散，富甲天下。他年轻时，曾拜计然（又名辛文子既《通玄真经》（《文子》）一书的作者）为师，研习治国、治军方策。引公元前四九六年前后范蠡携文种远赴吴越，因在吴国难展才华慨然离吴入越，辅助勾践二十余年，终于使勾践于公元前473年灭吴。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遂乘舟泛湖而去。后至齐，父子戮力耕作，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使为相。范蠡辞而不受，后迁往陶地（今山东省定陶县）史称定陶。经商积资巨万，世称“陶朱公”。
范蠡大约出生于公元前536年，约于公元前448年无疾而终，享年高龄，几近百岁，被称为中国商人圣祖。
范蠡从政，是他人生的转折。他的行为举止放荡不羁，人性率真，深得道家风范，但他并非世人认为的颓废，不是悲观主义者，在内心，范蠡还是有黄老学派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志向的。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攻打越国，然而在檇李（浙江嘉兴）之战中大败，被击中脚趾，因伤势过重，不久死去。吴王阖闾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公元前494年，勾践听说吴国日夜演练士兵，准备向越国报仇，打算先发制人，再来个檇李大捷。南阳人范蠡力谏：天道要求我们盈满而不过分，气盛而不骄傲，辛劳而不自夸有功。勾践不听范蠡劝谏，执意出兵。范蠡预料此战凶多吉少。
果然，越国遭遇会稽山大败。范蠡劝勾践答应吴国的任何条件以求保全性命，“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而吴王没有听伍子胥“今不灭越，后必悔之”的进言，罢兵而归。
按照吴越双方议和的条件，越国战败过了两年，越王勾践将要带着妻子到吴国当奴仆，他想带文种。范蠡愿随勾践同行，说：“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种亦不如蠡也。”可以看出，范蠡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且具有敢于担当的高贵品格。吴王夫差想劝范蠡离开勾践，到吴国帮助夫差，而范蠡毫不动摇，很坦然说道：“臣闻亡国之臣，不敢语政，败军之将，不敢语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命号，用兵与大王相持，至令获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鸿恩，得君臣相保，愿得入备扫除，出给趋走，臣之愿也！”
这是范蠡导演、勾践出演的一出荒诞剧，演出成功对勾践的前途起了至关重要的变化。经过此事，吴王被深深地感动，对勾践动了恻隐之心。而在政治当中，掺入了个人私情，注定夫差的结果是悲惨的。
战争之后，越国几乎跌到谷底，且其在复兴之时，要慎之又慎，切不能让吴国有所察觉。范蠡建议勾践劝农桑，务积谷，不乱民功，不逆天时。先抓经济，继而亲民，稳定社会。施民所善，去民所恶。协调内部关系，内亲群臣，下义百姓。有人生病，勾践亲自去慰问。有人去世，就亲自去办丧事。对家里有变故的免除徭役。一系列的措施，使百姓得到安定。
为了提高军事力量，范蠡重建国都城。在建城的过程中，范蠡建了两座城，一座小城，一座大城。小城是建给吴国看的，而大城建得残缺不全，面对吴国的方向，不筑城墙。这样就迷惑了夫差。重视军队训练，提高士气，增加战斗力，组织了敢死队，以最高金额奖励。为了进一步迷惑夫差，范蠡又投其所好，派人送给他最喜好的东西，以讨夫差的欢心。还向夫差进献美女，消磨夫差的意志。
公元前476年，伐吴的条件终于成熟了，此时夫差倾全国之力，北上中原争霸，使国力严重消耗，后方空虚，唯独老弱与太子留守。越国经过近20年的精心准备，国力强大，范蠡建议勾践立即兴兵伐吴。公元前473年，吴军全线崩溃，吴王夫差逃到姑苏台上固守，同时派出使者向勾践乞和，祈望勾践也能像20年前自己对他那样宽容，允许保留吴国社稷，而自己也会像当年的勾践一样倒过来为之服役。勾践动摇了，这时范蠡站出来，陈述利弊，平复了勾践动摇的心态。夫差自杀的时候，想念起伍子胥，认为自己愧对伍子胥，以至于造成如今的结果，遂蒙面自杀。
一身布衣，范蠡三次迁徙，《太平广记·神仙传》有老子“在越为范蠡，在齐为鸱夷子，在吴为陶朱公”一说。史学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灭吴后，范蠡向勾践提出了自己隐退的想法。勾践极力挽留，并威胁他说，如果坚持要走的话，就会杀掉范蠡及其妻子。但范蠡并不动摇，决然地走了。
范蠡还告诫文种要知退，说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死，良犬就烹(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然而文种不听。果然，后来勾践赐文种一剑：“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
范蠡辗转来到齐国，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耕作，兼营副业，很快积累了数千万家产。范蠡仗义疏财，施善乡梓，他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肥城陶山，或山东定陶），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乃我国道德经商——儒商之鼻祖。史学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注意选择经商环境，把握有利时机，运用市场规律，做事有准备，不盲目。据时而动，得失均衡。范蠡关于把握时机的全面论述很有现代价值。他的待乏原则实际上是要求经营者站在时机的面前，超时以待，就像以网张鱼须迎之方能获猎。
“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知道要打仗，所以要从各方面做好准备，知道货物何时需用，才懂得货物的价值。只有把时和用这两者的关系搞清楚了，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情况和行情才能看得清楚。
抓住现时得时无怠，因为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其三是从时而追。处于这种境况要讲究一个快字，指出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
销售理论，贵出贱取。贵出如粪土，当商品价格涨到最高点时，要果断出手。贵上极则反贱。贱取如珠玉，当商品价格跌落到最低点，要像珠玉一样买进，贱下极则反贵。
三八价格，农末俱利。范蠡以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经营粮食商品；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去发展农业生产。商人与农民同时受害，就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最好的办法就是由政府把粮食价格控制在八十和三十之间，这样农民和商人就可以同时获利。
积着理论。“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要合理地贮存商品，加速资金周转，保证货物质量。
薄利多销。范蠡主张逐十一之利，薄利多销，不求暴利，这种非常人性化的主张，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中经商求诚信、求义的原则。
范蠡“富好行其德”，是因为他意识到物聚必散，天道使然。《老子》有云：“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范蠡从人有盛衰、泰终必否的道理中隐约感觉到久受尊名，不祥的道理，可以说与老子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强则戒骄逸，处安有备；弱则暗图强，待机而动；用兵善乘虚蹈隙，出奇制胜。为后世称道并沿用。
范蠡是春秋末年杰出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史记·货殖列传》载，范蠡的老师计然认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上文的大意是说：谷物粜的价格太贱则损害农民利益，农民受损 害不努力生产，农田就会荒废。谷物的价格太高则会损害工商业者的利益，工商业受损害无人从事工商业，就会使经济发生困难。谷价如果低至20就会损害农民，谷价如高至90就会损害工商业。如果把谷价限制在不低于30、不高于80的幅度内，就会对农业和工商业都有利。如能这样"平粜齐物"，关卡、市场都不匮乏，不就是治理国家的办法吗？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以司马迁治史的求实精神来看，他的上述记载反映的无疑应是范蠡的思想。司马迁不把"农末俱利"的思想归于在管仲、孔子、子产等人名下，而单单记载在范蠡名下，说明他必有所根据。至于他据战国未以来的习惯用"末"来代替"工商"，则是他自己的改动。这点前人已经指出①。还要说明的是，把谷价限制在不低于30、不高于80 的幅度内，《越绝书·计倪内经》所载，"籴石二十则伤农，九十则病末"。这样的谷物每石的价格与战国时李悝所说的粟石价30和汉代谷价大体相合。这可能也是汉代人用当时的习惯来表达范蠡思想的例证。虽然如此，这些小的改动并无损范蠡"农末俱利"思想的光辉。
春秋末年，范蠡提出的"农末俱利"的思想有重要意义。这表现在：首先，他提出了谷贱伤民、谷贵伤末的问题，通过把价格调整到一定范围内而作到"农末俱利"。这样既可以促进农业发展，又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协调发展。其次，他明确提出了商品价格对生产与流通的作用，尤其是恰当地处理好谷价与其他商品价格的关系对生产与流通的作用。范蠡试图通过调整价格促进生产和流通，这都是通过经济手段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再次，怎样把物价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呢？范蠡主张用"平粜"的办法，这就需要丰收年国家把粮收购储藏起来，在歉收年缺粮时国家再把粮食平价粜出，这样才能起到平定粮食和其他物价的作用，这就叫做"平粜齐物"。所以"平粜"是范蠡首先提出来的，战国时李悝推行平粜法和汉代设"常平仓"都是这一思想的发展与实践。因此，"平粜"思想的重要性也不可忽略。
范蠡有治国理财的实际经验，他提出的"农末俱利"的价格政策和"平粜齐物"的经济主张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范蠡不愧是我国古代治国理财的杰出人物。
管仲、孔子、范蠡是春秋时期在经济管理思想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在经济管理一些问题上的主张，可以反映那个时代的特点。
“劝农桑，务积谷”、“农末兼营”、“务完物、无息币”、“平粜各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 等至今对现代的经济建设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在帛书《黄帝四经》出土之前，人们早就注意到《管子》一书的部分内容同《国语·越语下》的范蠡之言存在着思想上的联系，在文句表述上也有明显的相似相近之处。但是《管子》是北方齐国的作品，而《越语下》所记述的是南方的吴越战争，二者之间很难联系起来，因而此两书的关系并没有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和研究。帛书《黄帝四经》出土后，由于其中的内容同《国语·越语下》和《管子》的思想联系更为密切，这显然不是偶然的，于是引发了一些学者开始思考这三部书的关系。帛书《黄帝四经》和《管子》中的相关篇章是时下公认的黄老之学的代表作品，而《国语·越语下》所述范蠡之言又明显地具有后世黄老之学的色彩，所以不少学者都提出了范蠡同战国的黄老之学有着渊源关系的观点，认为是范蠡开启了后世黄老之学的先河。
范蠡既然下开黄老之先河，就一定是上承老子之学。虽然从《国语·越语下》的材料来看，范蠡的思想同老子之学确有密切的关系，但从老子到范蠡，道家思想是如何传承的?却至今没有人做过专门的研究。根据传世文献提供的线索，范蠡之学乃受之于计然，并通过师承计然而与老子思想相接续。
范蠡师事于计然，在汉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广为流传的，从汉代至宋代，都有史料可以证明。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相关史料，当属《太平御览》卷404所引太史公《素王妙论》中的一段话：“计然者，蔡(葵)丘濮上人，其先晋国公子也，姓辛氏，字文，尝南游越，范蠡师事之。”《史记·货殖列传》载：“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刘宋裴禀《史记集解》引徐广曰：“计然者，范蠡之师也，名研，故谚曰‘研、桑心稴’。”裴禀又引《范子》所载以为佐证：“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晋国亡公子也。尝南游于越，范蠡师事之。”
这个姓辛名研字文子号计然的人，很可能就是老子的弟子文子。《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有《文子》九篇，班固自注曰：“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北魏李暹为《文子》作注，就曾指出：文子“姓辛，葵丘濮上人，号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此乃计然即老子弟子文子的重要文献证据，正是这条材料使我们可以将范蠡与老子的学术联接起来。从年代上来看，范蠡在老子之后约四、五十年，而计然正好处在老子与范蠡之间，他就是老子之弟子文子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计然何时何地师从老子已不可考，或在老子为周守藏史期间，或在老子去周为“隐君子”期间，后“南游于越”为范蠡之师。
从《史记·货殖列传》《越绝书》《吴越春秋》《文子》等典籍的材料看，计然继承了老子的思想，并在实践中对老子的道论、自然无为的思想和治国治身的理论有所发挥和运用。特别是计然提出了关于天地阴阳刑德吉凶的理论和时变因循的理论，是对老子道家学说的重要发展，这些理论为范蠡所承袭并进一步运用发挥，后来成为战国时期以《黄帝四经》和《管子》等为代表的道家黄老之学的重要内容。从计然到范蠡，在长期的政治、军事和实业活动中对老子思想加以运用和创新发展，终于形成了道家思想成功指导社会实践的新局面，开辟了道家学说理论发展的新领域和新方向。
道家学派创立后，原本主要是在南方的荆楚、吴越等地域流传，而战国中后期的道家黄老之学，又主要兴盛于北方列国特别是齐国，道家学说何时经由何人传入北方?这是先秦道家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迄今尚未有人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在道家思想的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范蠡入齐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春秋战国之际，范蠡将老子的思想传播到齐国，开始了道家学派在北方列国流传发展的新时期。道家学派在北方流传发展的最重要结果，是稷下黄老之学的出现，其标志是帛书《黄帝四经》。
根据《史记》等史书的记载，范蠡在辅佐越王勾践灭吴霸越之后，使急流勇退，“浮海入齐”，定居于陶(今山东定陶)，开始了后半生的实业生涯，成为远近闻名的“陶朱公”。他所传承的老子道家思想也随着他在实业上的成功而在齐国传播，并最终发展成为道家学派的重要学派——黄老之学。由此我们就可以解释《国语·越语下》同《黄帝四经》《管子》等战国黄老作品为什么有那么密切的思想联系，也就可以清楚地勾画出一条从春秋战国之际南方的原始道家到战国的北方黄老之学之间流传演变的清晰线索。
作为历史人物，南阳人范蠡一直受到历代史学家的关注。关于对他的评价，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历代统治者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宣扬、表彰范蠡，为什么？因为范蠡不是忠臣，他见机行事，巧妙脱身，这在统治者看来，不够忠心耿耿，既然不是忠臣，故范蠡的名气似乎比不上诸葛亮、岳飞。
当然，说范蠡是谋略家不能算错，这从他出山，帮助勾践兴越灭吴的曲折艰辛过程，可以看出他的足智多谋。后来务农、经商也离不开谋略和智慧， 但这不是范蠡的全部。范蠡是春秋战国之际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道家和经济学家，还是一位杰出的商人，被称为一代商圣。范蠡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智慧超群，被誉为“治国良臣，兵家奇才，商人始祖。”范蠡对历史的重要贡献在于心系天下，以自己的谋略和智慧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兴越。功成名就后，他不留恋功名，激流勇退，转换角色，弃官务农、经商，体现了儒道互补的人生哲学。
在中国古代，由于政治形势险恶，不少士人厌恶官场，躲避政治，以隐居保全自身。汉初张良助刘邦打败项羽，及时隐退，“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避免了杀身之祸。陶渊明更是远离政界后，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潇洒田园生活。不过，张良、陶渊明仅仅保全个人，追求的是个人的自由，而范蠡则是凭借对社会、对人民的关爱之心，为经济发展、商业繁荣作贡献，为社会献爱心，他的胸怀更宽广，思想境界更高尚！ 唐代诗人汪遵有一首《五湖》诗，对范蠡大加赞扬：“已立平吴霸越功，片帆高扬五湖风。不知战国官荣者，谁似陶朱得始终。”
作为一代商圣，范蠡的经营思想非常丰富，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经济，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首先，范蠡搞经济不是盲目出击，而是精心选择地点，充分发挥自然环境的优势，以求最好的经济效益。他离开越国后，来到齐，《史记》称“齐地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具有良好的从事生产的条件，为范蠡致富奠定了基础。
范蠡充分利用齐地的资源和环境，带领全家人，“耕于海畔，苦身戮力”，多种经营，“父子治产，居无几何，治产数十万。”范蠡从越国的上将军一变而为劳动者，在官为本的时代，多少人仰慕高官厚禄，而范蠡坦然改变身份，潜心从事生产，埋头苦干，迅速致富，对传统观念作出了大胆的挑战，仅此一点对后人的启迪是极其深刻的。其次，范蠡丰富的经商理念，对今天发展市场经济，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比如，范蠡主张把握商机，侯时转物。他遵循经济丰歉循环论经商，提出“待乏论”，不要人等货，应让货等人。要准备别人没有的或想不到的货物，这样才能在市场上占据优势。再比如，范蠡主张“逐什一之利”，薄利多销，不求暴利，这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中经商求“诚信”、求“义”的原则。
范蠡无论从政、治国、经商都是成功者。探究其成功的原因，范蠡既拥有文子学派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也有庄子学派顺应自然大道的豁达人生观，顺应自然，所以他无论是在从政还是经商中都保持了心态的平和、淡定。
在范蠡思想中，追求和谐的天道、地道、人道尤为可贵。他说：“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意思是，治理国家有三件事要注意，国家强盛时要设法保持下去，这叫持盈，国家将要倾覆时要设法转危为安，这叫定倾，平时治理国家政事要得当，这叫节事。范蠡并把这三点与天地人结合，说：“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他还对勾践说：“天道要求我们盈满而不过分，气盛而不骄傲，辛劳而不自夸有功。”
范蠡顺应天道、地道、人道的思想对今日仍极富现实意义。“持盈，”亦可称可持续发展，即在原有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换句话说，也可以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强则戒骄逸，当昌盛、满盈时，能够保持；而这就要顺应“天道”，能“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定倾”，可以理解为不断纠正存在的问题，拨乱反正，克服缺点，做好工作。当危殆、将倾时，能够安定；而这就要顺应“人道”，遵循人事规律，合乎民意取得人心。而“节事”，可以理解为脚踏实地，扎扎实实，遵循客观规律办事。处置各种世事时，要能有理，有所“节制”；弱则暗图强，励精图治，卧薪尝胆，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敢为，而这就要顺应“地道”，遵循“地”所包容万物、厚德载物的规律。范蠡做事讲究火候，全面考虑问题，不急功近利，不轻举妄动，一旦时机成熟，就要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范蠡在从政、打仗、经商活动中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一思想，他处处占据主动，稳操胜券。范蠡虽然是两千多年前的古人，但是他的思想中有不少闪光的地方，值得深入研究。弘扬范蠡优秀的思想，有助于提升社会文明，促进社会的进步。
《计然篇》；在《国语·越语下》《史记·货殖列传》中均有记载；《汉书·艺文志》记有范蠡兵法二篇，但皆已流失。
陶朱公著有《陶朱公理财十二则》(可能是后人所托)，内容如下：
能识人：知人善恶，赈目不负。
能用人：因财器便，任事可赖。
能知机：善贮时宜，不致蚀本。